《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完-4.8

齐格蒙·鲍曼（1925-2017），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家与哲学家之一，英国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他（齐格蒙）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整理书架时，临时决定插入看这本小书，一百多页，打算一天看完，还不知道是不是容易理解。看到豆瓣上对作者的介绍，发现这位已经去世的学者著作不少，且不乏高分。

这书满足了我对一本“正经”好书的评定，没有浮夸的封面标题和各种“名人”推荐序或译者序。我真的一点都不关注非作者如何看待这本书。但豆瓣上真诚的评论，我是受用的。毕竟都是花了钱或时间投入在所阅读书上的人。

赤裸裸的表白，肝胆心肺瑟瑟发抖，看得我想嚎啕大哭，乃至心梗堵得慌，再至怒气冲冲。这本书，没办法一天读完，甚至不能连续阅读章节，真的太动情了，太让人心塞动怒了。

这本书译者的翻译，很清晰，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力量感，或者说是一种决绝的愤怒感，这也许是对作者情绪的传达，也许同是译者的情绪。

导言
——短短几百个字，就抛出有意思的观点，关于穷人，各个时代都有，穷的含义取决于“我们”定义。穷人进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劳动力过剩塑造有缺陷消费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第一个前提：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第二个前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戒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第一个内隐假定：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人们所获得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的回报。第二个内隐假定：只有公认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工作伦理本质是对自由的摒弃。

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盲从，剥夺完善工作自豪感。对抗人身上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形成新时代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认为，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

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核心。

在“大量减少”穷人过程中，工作伦理贡献是无价的。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

除了大规模征兵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心甘情愿地、欣然地、热情地拥抱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新经济的实践者在新国家立法者的协助和合谋下，竭尽全力提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困境。

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现在人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道德升华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 morden）、次现代（second-morden）或后现代（post-morde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事实上，越是陌生的需求越具吸引力，前所未有的新鲜的兴奋感，就是消费者游戏的秘密。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对成熟、完全合格的消费者来说，这种方式行动是一种强迫症、一种必需品；这种“必需品”，这种内在压力，这种以其他方式生活的不可能性，却以行使自由意志之名展现在他们面前。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在现代性工业阶段，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
在消费社会中，经济增长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链接在一起。
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死路一条。
消费品就不打算永久存在，不可能提供“终身服务”，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遍体写满死亡警告。这些特质和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共鸣。
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

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通过不断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现实，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被共同欢庆的却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再次确认。若非如此，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
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

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美学已经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消费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抓住很多机会，错过机会很少甚至没有）。他们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不合格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传达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
公共福利，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凌驾于消费能力不均衡之上。

贝弗里奇：全面实施国家福利，人人享有自由，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并愿意行使他们根据法律拥有的自由。取消经济审查。“制定一项社会保障计划，以确保国家每一个工作过、作出贡献的公民，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疾病、事故、失业或年老）不能工作，无法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以维持他和依赖于他的人的体面生活时，可以有一份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且这份收入不会因为他有其他资产而消减。” 我们的任务是消除恐惧本身。

普遍性（废除经济审查）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选择性社会保障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对作为整体社会会造成深远负面影响。经济审查总体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

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因为需求消失了。

公司业绩的大部分收益都是通过“前期”支出（达到总成本的80%左右）实现的，其中并不包括大量雇佣的劳动力。雇员从资产变成了负债，高层经理人因为成功裁员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
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得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把福利国家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长期实施经济审查得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
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它们是彼此对立的。福利国家胜算不大，消费心理造成的压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仍然会背负“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消费者社会获得豁免的基本缺陷——使得福利国家无可救药地名声扫地。

“平权运动”，就业、晋升、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福利国家地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地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尊严的工作，只要有望长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消费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驶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3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而代之，即保护正常人的权利和他们的正当生活，是他们避免来自卑贱街区或贫民窟的袭击。
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时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jie4）。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历史大部分时间，现代化被看作是一个有期限的过程或任务，一项“有终点线”的事业，赋予它的任务是清理历史遗留的众多不完善、不协调、不健全的东西，使其达到一个不需要进一步修正的形式。进入稳定状态后，进一步追求“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打破平衡。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终极目标的工具。
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逻辑违背人们的期望。初期，动力来自征服殖民——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一旦完成，可改造所剩无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这个过程——资产剥离。这个重要转变让人留意到现代创造力的特点——破坏性。
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都会留下污染性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定义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近年来，商业战略一个重要原则“间歇性体系重塑”，将其破坏性行为隐藏在“再造”下。桑内特说“关于再造，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作岗位的缩减”。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目前有效的方法是兼并，大多数是恶意的，随之而来的是“资产剥离”“精简”“外包”和大规模裁员。
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地区向“不发达”（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据不完全估算，欧洲士兵和商人首次抵达“未开化”地区定居到20世纪初，土著人口降至最低点，3000-5000万死于非命，占总人口80%。开辟新场所（用于堆放因国家经济进步而产生的人类废弃物的垃圾场），安置欧洲剩余人口，对原住民赶尽杀绝，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剩余人口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移民”。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人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理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这两个过程都是因为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力量差距持续拉大的必然结果。
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社会国家”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今天却逐渐衰退。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生产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正因为是不经意的选择，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选择归结两种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米兰·昆德拉《告别圆舞曲》。
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
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其他事物的存在，是变化的源泉，因为他们也不断改变自身”，人类的世界，不可能是同一的、规律的、可预测的。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选择并推翻选择，而要阻止人们进一步选择，使当下的选择不能被推翻，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任何一种秩序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它要取代所有其他选择，终结所有进一步的选择。终结选择是不可能的，厌世必将随之而来。怀疑、厌恶和憎恨，这些糅合出厌世的情绪和态度，是人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怪癖，是无止境混乱之源。
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规范认定了某些行为是正常的，也限定了可选的行为模式。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是对准社会现状的尖刀，传达的首先是分离、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的意图。通过关注“不恰当的”来推行“恰当的”，把现实中那些剥夺了生存权且注定被孤立、放逐和灭绝的部分挑选出来，加以限制和污名化。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规范（工作伦理的规范其中之一）间接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秩序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规范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责任主要都在于被驱逐者，他们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对待穷人持有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穷人还是能够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保障社会规范的有效运作的努力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穷人是完全没价值的，没有人（真正有身份，有话语权的人）需要他们。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美国引领着世界去福利化的浪潮。
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他们只能指望通过彩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把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是历史上男人的成就。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和邻里关系的无情瓦解，毕竟“社会凝聚力”的维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付出大量的努力。这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伤害。严重侵蚀了人际关系网络和人与人之间到的联系扎根的土壤。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帕特里克·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