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完-4.7

简介：

本书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专著。作者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联系，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之与毛泽东等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他对梁漱溟早年精神危机作了心理学分析，对梁漱溟的反都市主义作出了独特评价。

作者及关联：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译者：对作者出处的内容，有核实，查不到原出处的，会进行标注。

---

图书馆的这本书，可谓年代更久远些了，还有手工填写的借书证，但没有借阅信息留存。定价11.7。这本书的印刷和纸张，当下的盗版书也会更精美精致讲究些。但这本难得不可比。面对旧书，而且不是摆在架子上的库存旧书，莫名其妙地就有一种严肃的“敬”，小心翼翼，为作者，为内容……

梁漱溟评论传记。

按照当今世界的评判，18岁后的梁漱溟对政权来说，就是搞恐怖活动对恐怖分子。

支撑梁漱溟走出“厌世”困境得，竟然是对执迷不悟众生的解救责任感。真是挺有勇气的。出世是荒谬的，但救世的“圣贤之梦”……能救一个算一个？

梁济，也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了不起的人。一场蓄谋已久的自杀。

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慈恩宗、中道宗，属于瑜伽行唯识学派，为汉传佛教宗派之一，由三藏自印度传入中国，传统上以弥勒菩萨为初祖，实际上由窥基所创立。唯识无境的宗师依次为阿逸多、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戒贤、玄奘、窥基、慧沼、智周。祖庭为陕西大慈恩寺，又以窥基法师尊号命名，故称慈恩宗。慈恩寺与西明寺并为唐朝时学习唯识学的重要道场。日本法相宗的大本山为兴福寺和药师寺。
古印度有破相宗与法相宗，这里的“相”为“法相”， 法相宗属于瑜伽行唯识学派，认为诸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主张一切现象皆是由阿赖耶识（能产生因缘果报的心识）依三自性而变化、显现；破相宗属于中观学派，传承自龙树、青目、清辨、智光，认为“一切法于世俗故有，胜义皆空”，主张一切现象就胜义谛而言，没有丝毫真实存在的自性。

---

导论：

“我再一次发言，是想考验一下自己”。这是他一生经历过的这种考验的顶点,并且也许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因为梁漱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儒家传统主义者,而这一姿态则是儒家学说的尾声。梁漱溟同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鲜为人知的对抗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居高临下的,是中国未来的化身;而这个儒者则是微不足道的,是历史的幽灵。但是,那天两人的举止至今仍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毛泽东对那种不雨之雷的传统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梁漱溟如此强迫自己去坚持他那无望的主义?

——坚持，是多难，多需勇气的事，尤其在一堆拥趸的强权面前，而且还要坚持第二次，来加强巩固信念。

张之洞体用二分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国粹派，致力于中国“精神”的保持。相信这种精神蕴藏在文学遗产中。
文化的精华，确切地说，是儒家的道德价值。
历史上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家康有为认为，作为形式性宗教的儒家学说的制度化将使中国人的“灵魂”得到最好的维护。古文经学派反对“儒教”思想，坚持认为，学术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播那个先验的“道”，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个人都有效的那个绝对价值体系。这个“道”是由古人发现并由圣贤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梁漱溟和其他致力于播扬国粹的人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成员。他关于中国的传统经典、注疏、史传方面的知识也远不如章太炎那样的杰出学者。其次，和“五四”以后文化守成主义的主要似顷向形成鲜明对照，他并不重视文学遗产和经学。他把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视为精力所用不当而不加考虑,把小说、纯文学、诗歌看作是浪费时光。最后,梁漱溟明确地反对国粹派在保存文化上的努力，他把这些工作说成是“只堆积一些陈旧的古董”和“死板板的烂货”。

内部与外观的区别常常被表述为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文化是定性的、有机的、规范的、感情的勺、主观的和特殊的(包括风俗、宗教和艺术),而文明则是定量的、机几械的、理智的、积累的和普遍的(包括科学和技术)。

当被迫作出一种选择时,和杰弗逊一样,梁漱溟不能允许国家政权的利益摧毁文化。因为他在根本上是一心维护某种模式的文化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献身于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者.中国人的政府也可以是保存这种模式的工具,但它并不以此为其本身的目的。的确,梁漱溟也经常以国家主义者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认为实际上只有通过中国传统的复兴国家才能昌盛。但在他看来,传统不仅包括历史,还有贯串在历史中的意义。它不是用来满足民族大一统和骄傲感的一件历史文物，而是目前行动的基础。和现代化以前的中国人一样，梁漱溟确信中国并非仅仅是诸文化中的一支，而是唯一真正的人类文化。

---

第一章 父与子

梁焕鼎，生于1893年10月10日，字漱溟（1912年同盟会员孙浚明为他取字）。父梁济。

7岁的梁漱溟这个未来的旧传统的卫道士却正忙着探寻英文入门读本的奥秘，他念的是 ABC,而不是《论语》。由于受的是全盘西式教育,梁漱溟直到成年也从未背诵和研习过儒家经典。

---

第二章 精神变态、自杀、成圣

经过一番复杂的形而上学讨论之后,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转向了人生问题的讨论。由于生活是无目的的,它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因此梁漱溟认为只有两条路能提供成功的希望:第一条是完全的禁欲主义——出世和专心的精神修炼。通过这种方法,人们才能逃避(虚妄世界中的)诱惑和火烦恼;第二条道路是寻求一种符合于虚幻世界习惯规则的生活，却继续冷酷地抑制自己的欲望,为减轻人类痛苦而献出自身。……梁漱溟现在感到第一条路是愚蠢的，因为它不可能完全排斥人的生活，而这条路是他以往一直奉行的。而且，第一种方法追求避免有生之苦以求得无生之乐，这本身就已含着谬误。

年轻人的认同危机和成年人完善自身的危机把宗教信徒个人的特性问题和本体的存在问题等同了起来。人类生活中这种大量集中在青春前期或后期的危机,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在宗教和艺术上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们似乎总是因为得不到补偿的精神变态而遭受痛苦,但后来在传播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方面他们却被证明是得到了超乎常人的赐予。……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把自我确认问题扩大成为已知世界的存在问题。……他们似乎担当着这样的角色:只有他们本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超凡入圣和仁爱之德时,人类才开始存在。——阿利克·阿利克森（Erik Erikson）

1942年,当他的乡建运动和政治运动遭到失败后,他仍公然表示:我现现在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不仅中国将灭亡,世界也将处在灭亡的边缘 。

——哈哈，鼓掌

在动身之前偶然遇到漱溟,漱溟是来同他讨论关于欧战的新闻的。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他说罢就离开了家。

——这尾段读完，好酸鼻

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申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
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 在中世纪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 的价值。——徐志摩

夫党人之鄙妒兮，
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载盛兮，
陷滞而不济。
……

知死不可让兮，
愿勿爱兮。
明以告君子兮，
吾将以为类兮。

---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然而,他们的同事梁漱溟对“五四”事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他唯一的公开评论中,他有意挑衅地强调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公民权。虽然梁漱溟对学生及其动机也寄予同情,但他反复重申他在两年前反军阀的小册子里的话:如果中国能实现稳定,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反对暴力,无论是北方的军阀还是南方的立宪主义者,无论是警察还是学生。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他再三恳请学生应对这次袭击负责并把自己交给警察处理。“判什么罪情愿领受”。
且不必说这再次表现了他独标新异的特殊秉性,他的这番议论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态度:他只赞成那些符合本人道德准则的方法并只愿依据这些手段行事。这种慎言政治权力以免玷污其圣贤身份的习惯使他此生不再涉足政界。

——身处乱世，尤其渴望变革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大多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梁漱溟的这种理智和清醒，或不合时宜的很，但竟也无畏所谓“正确”的发声，而发声。真是了不起的人。

梁启超、张君劢（mai4）、梁漱溟，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三者的立场都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保守主义反应。

---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西方意欲趋于满足欲望和要求的方向产生了两种基本态度，这两种态度的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和民主:对外部世界作理智计算的态度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注重私利和要求权利的态度导致了民主。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现代西方文化是这种态度逻辑发展的顶点。诡辩派的怀疑论建立了“凭个人的主观于我有利无利”作为评价行为的唯一尺度。苏格拉底将知识等同于道德,对理智给予了最早的强调。西方文化完全是自利的、使用理智的。自希腊以来的大部分西方哲学家一直关心诸如认识论、宇宙论这些对自然世界的理性的计算。西方文化所有的特征–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竞争,宗教的衰落,对法律、权利和个性的强调–都是由此自然地发展出来的③。
借助罗伯特生(Reverend Frederick Robertson)对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区分,梁漱溟巧妙地处理了由于修来世的禁欲的欧洲中世纪造成的矛盾。对于罗马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历史,他轻率地解释说:西方曾一度受到东方(第三条路)的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如果罗伯特生知道他说教的意图在一个中国的异教徒手中得到了运用,他一定会从圣公会那华美的墓穴中苏醒过来!)梁漱溟断言:“希伯来的思想是出于东方的 窃疑他远与印度有关系。”

——梁老对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和宗教这块的论述，还记忆犹新，坦白讲，我真的很吃梁老这套，很有道理的样子，除了希伯来思想与印度有关这个猜测，持怀疑之外。但作为西方学者来理解这个观点，可能就比较敏感了。

——书读至此，可能要延迟阅读了，读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再回来看吧。

——已读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再回来接着看。但后面提及的梁老的其他内容，就只能顺序看了。

——作者对梁老的观点形成原因和提及的国外思想做了批判，之前停掉这本书的原因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文字，现在看来，也可以对这些批判有个判断力。仅从外部来看，作者阐述，梁老对思想也是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共鸣，然后转向到孔子儒学；作者认为梁老对西方的认知有偏差，举例的思想观点并非是西方普遍认可的；作者认为梁老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的热衷，其实那些对象的观点与梁老思想是矛盾的。几页下来，整体印象大概如此。
形成从文字的逻辑感染力来看，作者的批判只是指明，观点偏颇狭隘，但哪里有相当大的问题并未表明，如果仅以西方思想家的知名度，思想的传播度来表明思想不具代表性，貌似好像有道理，但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其他，觉得无大碍，在读《东西》的时候，我的确也感受到了一种矛盾。用孔子的心态生活，用西方的先进工具，地里用上拖拉机之后，是否还能以孔子思想生活，如果是，那这不是融合？如果不是，那是不是抛弃第2条路？简单说，问题都分析明白了，原因也找到了，虽然也指明了方向，但这个方向到今天，我也没感受到是清晰的，甚至说好像是不可行的，难以具有操作行。如果再坚定点，直接否定全部西方物质文明，因为对人类的有害，逆“发展”而行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世界都是有益的，反而观点会更一致，更明了些。

——这作者把梁老的观点，描述为一种亢奋，癫狂的状态，自大狂妄的预言，单薄而失准。

在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1921年的理论似乎不再提倡他曾经表示反对的东西文化的调合。但从某种角度上说,甚至梁漱溟本人也接近于模糊了他与文化调和论者之间的界限。这虽然出于疏忽，却是危险的。“我们此刻……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文化调和论者通常使用“调和”这个词 半to blend or to harmonize,但是“含融”最接近于“blending”这一翻译。

——书中对胡适评价梁漱溟观点的文字，以及梁漱溟对胡适的回应。比较站梁老头这一侧，如梁老所说，我也认为胡适的确并没有好好读书，就出来批评一通。《东西》第五章开始我也有存在困惑，但胡适的回应，的确不在核心点上，甚至不及作者对梁老的批判。

另一个人–职业哲学家多贺麟–既欣赏梁漱溟的巧妙，也看出了他的矛盾所在。他指出，梁漱溟假定儒家的人生态度“有其独特的永久普遍的价值”,但梁漱溟避免了“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褊狭复古的见解”。贺麟也看到梁漱溟使用的方法,是“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但是,贺麟在最后的分析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梁漱溟“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

——这个批判，认同。

对梁漱溟著作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引起的反应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评价。当时的一位美国传教士说,这部著作意味着“中国人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进入了反思的阶段……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自己国家的文明进行批判和科学研究,以希望能在将来为他们自己建立一种非常好的文明型式”。贺麟认为,“在全盘西化的同时”会“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而梁漱溟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持中国人的信心和自尊。蔡元培则认为,这是一部对全人类都有意义的著作。他说:“梁氏所提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蔡元培的话并不夸张,因为现代的危机毕竟是与梁漱溟全部思想紧密相关的中心论题。

——对梁老和《东西》价值影响的评定，十分中肯。作者引用梁老朋友的解读，说这是梁老以个人经验而阐述的观点。“他的追求已告结束”。这句本章结语虽有些悲凉，但是合适的。

---

第六章 梁漱溟在探索一个纲领，1922-1926

——这章开始，看看梁老头怎么践行理念的。
啊，梁老头，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自发起创立了一个政党，并给自己惹了10年的麻烦。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梁老对中国教育的批评。今天看起来依旧具有适用性。

——后天就要还书了。就省略一些读书步骤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对于今日教育界领袖当中道德责任的丧失，他怀着和父亲一样的愤慨。现在的知识阶级成了一个不能再得到社会全力支持的堕落的计生贵族。

---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 1927-1931

梁漱溟宣称，中国的物质低下和缺乏社会组织是可以通过民主化和社会化矫正的。……这种民主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的联合就是乡村建设。村落必须首先在经济上集体化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这种重新组织也将增加生产。在这种基层组织的重组完成之后,同样的过程将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进行,直到整个国家实现社会化和民主化。梁漱溟说，如果反其道而行——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则“几于造空中楼阁矣！”

此后的8年中，在为中国寻求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主义的蓝图的那些探索中，梁漱溟和他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直走在最前面。

---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梁漱溟写道：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在于集团间的辩证斗争，这些集团是依经济的界限而构成的。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由于不存在法人团体和阶级,中国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政府总是无所事事,它只是收收税和偶尔使用武力对付内外的动乱以维持秩序。但是在和平时期,正是伦理体系而不是武装及其威力在维持着这个社会的秩序。西方社会里,个人的自我利益以及附带的权利需要一个靠武力支持的法律。相反,中国社会则是通过内在的自律和伦理意识凝聚在一起。

按照他的推理，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科考，由于没有法律和世袭制阻碍这种流动性(皇室除外,但它几乎不能算一个阶级),也不会存在世袭的统治阶级。他也没有立即反驳中国共产党根据土地占有对农村社会所作的阶级划分。他承认,这样的理论也不无道理。但是，他仍然断言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既非地主亦非佃户)不属于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那种差别明显的阶级(如作坊师傅 -一奴隶、贵族-农奴、资产者-无产者)。总之,梁漱溟指出，虽然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反叛和多次的改朝换代,却没有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
显然,梁漱溟理论的要害就是企图将中国排除在马克思的分析之外,要论证中国确实不能套进那个常规的分析框架。这对于梁漱溟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改变了它的走向,但它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式样并没有多大变化。梁漱溟嘲笑了在决定性的30年代里那些社会历史学家们强迫中国历史的事实去迁就马克思主义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努力。他强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否存在过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萌芽、民主、科学以及所有其他“西方的”产物也曾存在过,但最紧要也是不能解答的是:为什么它们在两千年间一直处在萌芽状态?由于中国的发展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范阶段进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转而使用了“东方生产方式”这个愚蠢的范畴作解释。另一些人同样笨拙地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称为“半资本主义”或“半封建”。梁漱溟大笑道:“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梁漱溟认为，这些显然不适当的努力反而证明了他的观点。中国社会中的种种这类的“谜”恰恰因为它一直在努力实现它的潜能,然而它却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儒学像宗教但毕竟不是宗教。国像国家而终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中国社会一直趋向于成阶级而从没有真正产生阶级。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并不简单是传统会和近代社会的不同,确切地说,这种不同应归源于它们各自据基础的人文类型。虽然西方人也发展出了“理性”,但他们的行仅仅是由个人的物质私利决定的。构成他们生活的仅仅是身体需要和外部自然以及人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中国社会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因此所有西方的理论及分析方式都是不合适的。在梁漱溟看来,由于经济的人(Homo nomicus)在中国已经绝迹两千年了,所以亚当·斯密和卡尔克思的社会学说在这里都是些不相干的题处话。

——梁老头的观点或作者的解读，都很开眼。

“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梁漱溟认为，后者才是人类的真正本质，是生力进化的最终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梁漱溟用“体用”公示来解释“理性”与理智的关系：“理性是生命本身，是体；理智是生命的工具，是用。”梁漱溟近乎认为：理智若无“理性”则只是动物生命的一种高级形式；它缺少作为真正人类标志的道德能力。……显然，“理性”是“没有进一步动机的行动”的能力。

---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为了论证自己纲领的必然性,梁漱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鸦片战争后一百年的历史作了解释。19世纪末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共和革命、五四运动、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北伐战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由那些深信只有效法西方才能使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都赞同引进外国那些和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理论。每一种理论都远离中国文化之根,并且造成了中国旧制度的毁灭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每一种理论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是广大农民而不是那些知识界的高贵者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汗水换来了现代化的改革;那些贵族的危害孵化出的土匪和军阀吮吸着农民的血汗。帝国主义和政府的捐税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准，摧毁了他们的生计。最近以来,经济帝国主义已经毁坏了农村手工业并使他们的农作物商品化,以致他们为世界市场的波动所左右。
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中最能暗中作祟了。与口岸通商相随而来的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私自禾利的癌细胞(“以个人为重，伦常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开始台在整个社会上扩散。士人的后代和那些精神贵族们都遗弃了乡村而跑到都市的腐败糜烂的地狱世界里并被腐蚀掉了。梁漱溟哀叹道:“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乡村遭受的蹂躏日见深重，换来的是城市中财富和知识人士的集中。中国的城市不像西方那样是以生产为本的城市,而是一个特权阶层的消费中心(这非常像毛泽东后来的告诫)。所有这些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它基本的风俗和道德。
梁漱溟警告说,除非旧式传统的士阶层在乡村重建中得到再生,中国和它的革命才能免遭厄运。“知识分子若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界,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对城市中这种奢华的、迥异于大众的游手好闲的特权生活的强烈憎恶在梁漱溟的思想中随处可见，在毛泽东那里也同样如此。

“解决的力量天然存在于问题之中”
“上海实是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幸亏中国只有一个上海而未完全上海化。”伦理精神、人类感情和团体精神只有“少许”还残存在内地农村。
乡村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都市和乡村的相互转化，而不是远古时代那种道家式的乌托邦。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抉择。这好像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不能保其必为师而不为贼。

梁漱溟既要求民众自发的主动和积极参与,又要求“尊贤尊智”的独裁主义精神，这就在这个体系上又重新投下了阴影,而这个体系似乎是由共产党人发展出来的。而他关于至高无上、魅力非凡的党魁的思想似乎预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实际起到的那种作用。

——读这几章的时候“文化革命”一直是很敏感的话题，那10年的动荡，虽然未经历过，但也是不可磨灭的。而梁漱溟却是“文化革命”的拥趸者，内心惶惶不安，这跟毛泽东的不是同出一辙么，都是渴望从农村始发。目前看来差异还是很大的，虽然目标可能趋同，但方法绝对差异很大。梁漱溟，“希望所有的农民学校在村、乡、县、省的水平上有组织地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社会教育文化系统，它是独立于任何官方机构的。一旦乡村建设建起自己的力量，社会最终将取代政府。目前现存的通常由政府经管的系统（如学校系统）应该被废除，而从农民的真正需要和愿望出发进行重建。”

儒家社会主义连梁漱溟本人也不能相信单凭着赤裸裸的道德力量就能创造并维持这种新的团体制度。如果农民看不到这种组织有益于他们并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如,保护他们不受土匪侵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新型的乡农学校是没有希望的。他的乡约的经济杠杆是合作社,这个组织的作用在于合理地改革和提高生产并使分配平均化。和前辈圣贤孟子一样，梁漱溟也看到道德上的至善和经济条件是分不开的。他并且还看到,经济上的不平等妨碍着儒家真正价值的实现。“这个问题(私有财产)不解决,一切都没有办法。……现在的社会制度,一面制造罪恶,一面更妨碍人类美德的发挥。……确实教人狭小自私……理想社会之所以能达于美善境地,就在其解除生产竞争的压迫”。

梁漱溟问道:谁是统治者?谁是军阀?谁是地方恶霸?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上的阶层能够被划入此列。
军阀这个典型的压迫者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受到哪个阶级的委托和支持了吗?没有。他执行了反映哪个阶级利益的政治模式、社会纲领或政策了吗?没有。他本人有固定的阶级背景吗?没有。(梁漱溟也提到了一些根据。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下，共和时期的军人结成了联盟来反对或者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国民党、共产党、苏俄、城市资产阶级、工会、地主、佃户、地方恶霸。)他们得到了什么合法的上层建筑的支持了吗?没有。他们“毫无法律凭藉自能存在;人人厌嫉,社会充满反对空气而卒能存在”。他们为什么能掌权?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唯有枪有效耳!”“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和所有的各级当权者一样,他们是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既不忠于哪个阶级，也不归属于哪个阶级。
如果一个军阀“是一机会主义者,一识时务的俊杰,善于应付环境而已”,那么所有的政党亦皆如此:“无所依据,只为有所争夺而结党,其争也私,其党也假。”梁漱溟挑剔地说:“在共产党自不爱听这话，……北平的大学生虽多,究不胜洋车夫多,而共产党尽多是大学学生。此大学生之愿意作共产党,正如他同学之或愿作传教师,或愿作买办,或愿作官僚政客一样。”

---

第十章 南京10年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第分析

——乡村建设，真的没少折腾乡村的底层老百姓啊。改革者以乡绅的态度和行动来划分劣绅和开明绅士。

国民党所努力的是一种政府运动,而非国民党派系的乡村建设则是一种纯粹的(也是空想的)平民运动①。梁漱溟的打算和国民党恰恰相反;的确,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摧毁县以下各级行政机构,而它们正是国民党希望的寄托。

---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相当的有年代感，时代感，邹平，值得被世人铭记。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暗杀过梁漱溟留下来的信徒。——注释，我很想知道现在的版本，还会有这句不。

对于毛泽东这位民族主义者来说,牺牲的目的是为了民族国家和大众。对于梁漱淇来来说，自我牺牲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而不是谋求外在目的的手段。自我克制是道的表现,至于它对于集体的物质利益如何则是次要的。

——看到乡村建设理想和现实不可磨合的困境，真是唏嘘。哎，梁漱溟，空有理想，而低估了人性的自利性。梁漱溟认为农村有着残存的理性，对这一点，如果物质更好的城镇人都没有体现出更好的理性，除了农村人更易控制外，实在想不到能有更多的理性了。

---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今天看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观点，的确是不合时宜。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后者的决定性可能才是最为紧要的。

——本一个出世欲寻自杀的学者，为了中国文化，百姓，民族，国家奔波奋斗至此，圣人称谓，不可吝。

梁漱溟起草了基本纲领，请求政府（蒋介石）成立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介石应允。纲领核心是实现政府的民主化（这意味着国民党将结束其“训政”时期）和所有军队统一于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把它的军队交给政府指挥）。中共表示,如果国民党能首先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他们也赞成梁漱溟的纲领。蒋介石对这个纲领抱有怀疑和敌意;他确信梁漱溟正在和中共勾结。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把自己看成爱国主义者，一心要通过他们的独立倡导民主政治以避免内战;把自己的组织则视为调停人。棘手的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两者谁是首要的?共产党认为政治民主化是首要的,而国民党则坚持后者是首要的。梁漱溟的同志会(以及后来的政团同盟和民主同盟)试图使双方达到一致。直到1948年，当这个问题被拿到战场上去解决、而该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时,无论国共两党还是少数党,仍然坚持着他们在1939 年时的立场。
1941年3月25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它将如下党派联合在一起:梁涑歉溟的乡建派、中国青年党(由李璜、左舜生领导)、国家社会党(由引长君劢、张东荪领导)、第三党(由章伯钧、彭泽民领导)、中华职业孝教育社(由黄炎培领导)、救国会(由张崧年、沈钧儒领导)。194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政团的报纸《光明报》由梁漱溟创刊。三周后，梁漱溟发表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
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
(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他这样一位献身社会的圣人来说,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赐予了: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这是梁漱溟原配夫人去世后写的一首诗。呵呵！摊上这个老头，真是不幸（后来梁漱溟晚年对第一段婚姻更感暖心）。后来50岁的老头子爱上了小6岁（实则小3岁）的桂林教员，结婚了。婚礼上好多名士。

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的领袖们在重庆会晤，酝酿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为了避免国内发生两党内战，真是奔波劳碌啊。原来李公朴和闻一多是民盟盟员，被国民党昆明党部暗杀

---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一争两丑，一让两有”。

当我问到他是否有什么消遣或嗜好时,他轻声地笑了，说:也曾有朋友提过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那就是思考。到如今这仍然是他最喜好的消遣。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长寿并有一个较为康健的体魄,就在于面对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他却能泰然处之。但使我沮丧的是,当我问到他对命运带来的各种打击(他和毛泽东的冲突,对他的批判运动,红卫兵,等等)有什么感想时，只得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回答:“这对我没有什么”。当然,他仍然吃素,喝白开水。

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所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完！